孫中山思想的傳承與獨創
前 言
在當代大政治家中，孫中山是迄今為止，最受海內外中國人共同景崇的人物。孫氏不僅是一位革/命領袖，而且好學深思、學貫中外，是一位高瞻遠矚的思想家。從他遺留下來400多萬字的言論及著作中，處處顯露出高超的理想和過人的智慧。但在西方世界，孫中山思想並未如甘地、尼赫魯等人的言論，受到學術界的重視和研究。
長期以來，一些研究中國的西方學者，對孫氏的定位為革/命領袖，而非思想家。他們認為孫氏的許多著作，「僅僅是對現代西方思想的綜合，並沒有重大的創見」。1985年3月，在中國大陸河北涿縣舉行的「孫中山研究述評國際學術研討會」上，與會學者就孫中山是不是一個思想家，進行十分熱烈的爭論。持否定意見的學者，認為孫中山對西方學說，「只知道一些常識性的東西，是從一些通俗讀物上得知的，他的三民主義等等，與其說是思想體系，毋寧說是一些宣傳口號」，所以算不上一個思想家。
西方一些學者的淺見和偏見，雖不能增損孫中山的偉大形象，但在西方社會，也產生一些負面的影響。數年前美國《時代週刊》挑選20世紀最具影響的政治人物中，竟包括胡志明而漏掉孫中山。前年年初，紐約市立圖書館為慶祝其成立100周年邀請具有權威的書目專家挑選「世紀之書」175種，甘地的《不合作主義》和《毛/澤/東語錄》入選，影響中國革命及建國的「三民主義」及「孫文學說」也未列入。主要原因，是兩岸研究孫中山的學者，未能用外文對孫中山學說作清楚而具體的闡述，使外國學者能真正瞭解中山思想的源流，獨創學說，以及其對中國及東亞國家的長遠影響。本文之作，係以此為主題，提綱挈領，作簡括的論述。
孫中山思想的淵源
古今中外的大思想家，其思想主題皆必有所傳承，而非全由獨創。即以共/產/黨人奉為圭臬的馬克思主義為例，即系借用黑格爾的辯證法、蒲魯東的社會主義觀點和李嘉圖的經濟理論，在這三大支柱上，創建其「科學的社會主義」學說。
孫中山的思想也有其淵源。1923年孫中山在《中國革命史》一文中，曾自述其思想的傳承，「余之謀中國革命，其所持主義，有因襲吾國固有之思想者，有規撫歐洲之學說事蹟者，有吾所獨見而創獲者」。本節試就傳統文化、西方思想及清末民初的時論三個方面，來研析孫中山思想的淵源。
(一)中國傳統文化的薰陶
孫中山受正規教育於夏威夷及香港。但其幼年教育，則一直受中國儒家文化的薰陶。儒家思想對其立論行事，有極深刻的影響。他曾自述其求學之歷程：
(余)幼讀儒書，十二歲畢經業，十三歲隨母往夏威仁島……入英監所掌之書院肄業英文……回華，是十八歲時也。……居鄉數月，即往香港，再習英文……數月之後再往夏島， 數月而回，自是停習英文。後治中國經史之學。二十一歲改習西醫，……于中學則獨好三代西漢之文，……於人則仰中華之湯武暨美國華盛頓焉。
據「國父年譜」所載，孫中山7歲至9歲，就讀于私塾，習《三字經》，《千字文》，《幼學瓊林》等書。10歲入鄉塾讀四書五經。至13歲讀畢四書五經。他自述後來恢復研讀中國經史的動機是「念及改革政治，必先知歷史。欲明歷史，必通文學。」
孫中山對中國文化的浸淫有幾件事予以證明。1886年當他在廣東醫學院求學時，在他宿舍中放置一套中國通史。初時同學們以為是裝點門面，不久即發現他對中國歷史內容非常熟悉。才認識到孫中山的抱負，不僅僅是當一名醫生。1924年7月，離他逝世前數月，他曾向黃埔軍校圖書館捐贈一套《二十四史》和《四庫備要》，顯示孫氏認為中國古典文學與歷史，乃訓練革命幹部所必需。
孫中山受中國文化的陶冶，在其1924年回答共/產/黨第三國際代表馬林（Maning，原名Sneenlier）自述其革命思想的基礎時，即明確表示：「中國有一個正統的道德思想，自堯、舜、禹、湯、文、武、周公、孔學而絕。我的思想，就是繼承這一個正統的道德思想，來發揚光大的。」在他所著的《三民主義》中，有多處係引用中國傳統文化。
首先，在民族主義方面。他曾謂：「民族思想，實吾先民所遺留，無待外鑠者也。餘之民族主義，特就先民所遺留者，發揮而光大之。」因為他認定民族思想是無待外鑠，所以在他陳述民族主義時，從未提及外國的理論和學說，更未認為應學習外國的民族主義。相反的，卻極力主張發揚中國固有道德、智慧，恢復我們的民族自信心。
其次，在民權主義方面。孫氏認為：「堯舜的政治，名義上雖是君權，實際上是行民權。……孟子說『民為貴，社稷次之，君為輕』，又說『天視自我民視，天聽自我民聽』。由此可見中國人對民權的見解，兩千多年以前，已經早想到了。」在論及共和政體時，他也強調「共和者，我國治世之神髓，先哲之遺業也。我國民之論古者，莫不仰慕三代之治，不知三代之治，豈能得共和之神髓而行之者也。」
再次，在民生主義方面。他舉出：「民生二字，是中國向來用慣的一個名詞」，「像周朝所行的井田制度……(便)是民生主義的事一史」。他並力言「井田制度，就是民生主義平均地權主張的淵源」，「吾國古時，嘗有井田之制，與平均地權，用意正同」。
從上舉各節，可見孫中山的三民主義，並非如西方一些學者所說是摭拾當時西方流行的學說，而有其深厚中國文化的基礎。
(二)西方思潮的啟發
孫中山雖有深厚的中國文化根基，但他成長後的正規教育系在西方文化背景下完成。當時西方的主流思想，對他有深刻的影響。尤其是倫敦蒙難脫險後，曾滯留歐洲兩年，每天到大英博物館博覽群書，對歐美政治、經濟、社會思想的流派，深入研討，尋求中國革命及建國最進步可行的方案。在政治思想方面，他研讀過盧梭的《民約論》，孟德斯鳩的《法意》。在政治經濟方面，他對經濟學奠基人亞當斯密、約翰穆勒，以及共產主義創建人馬克思，社會主義者聖西蒙、歐文，無政府主義者克魯泡特金、巴枯寧，以至於主張物競天擇，進化論的達爾文等的名著均有研讀與認識。其政治經濟思想，雖受到他們的影響，但並非全盤接受，而系採取批判態度。
孫中山對美國的傾慕，遠大於對歐洲國家。對華盛頓和林肯兩位總統的事功與言論多所推崇。美國學者亨利·喬治的「單一稅」主張、威爾可斯的全民政府論及美國牙醫威廉·莫里斯的社會調和論，均為他所推許。在孫中山思想的形成中，都可發現這些名家的影響。
(1) 孫中山的歷史觀，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威廉·莫里斯的影響。威廉抨擊馬克思唯物史觀，認為社會力量，而非經濟力量，才是推動人類歷史發展的動力。人的行為是自覺思考的結果，而非簡單地受到物質環境的影響。根據這一論點，孫氏擯棄了馬克思主義，特別是其中的階級鬥爭觀點，並指責馬克思乃「社會病理學家」。
(2) 孫氏的土地政策，深受美國學者亨利喬治土地改革理論的影響。亨利喬治在其《進步與貧窮》一書中，認為是社會進步，經濟繁榮，帶動地價暴漲，並非地主的貢獻，但地主坐享暴利，不勞而獲，違背正義，故主張政府重征土地稅或收購其土地，將土地增值歸公眾所有。實行單一稅，而蠲免其他稅收。孫中山主張都市土地漲價歸公，多少受到亨利喬治的啟發。
(3) 孫氏「五權憲法」的觀念，其中行政、立法、司法三權分立，系由孟德斯鳩「三權分立，互相制衡」的理論借鑑而來，並參照美國聯邦制度之運行，另加入中國特有的考試及監察兩權。
(4) 孫氏的政治思想，也吸收了美國政治學者威爾可斯「全民政治」的理論。認為「國家的責任是設立政府，為人民謀幸福」。其所宣導的民主政治，在本質上和美國總統林肯的民主理念極為接近。他自己曾說：「兄弟所主張的三民主義，實是集合中外的學說，順應世界潮流，在政治上所得的一個結晶品。這個結晶品意思和美國大總統林肯所說『民有、民治、民享』的話相通的。林肯所主張的『民有、民治、民享』，就是兄弟所主張的民族、民權和民生主義。」可見，孫氏民主政治的理念，確受到歐美民主思想與制度的影響。
(5) 孫氏認為人類社會的進步，源於互助合作，而非階級鬥爭，是受到克魯泡特金的影響。根據達爾文的進化論，物競天擇，適者生存，在生物界可能如此；如果人類也採用這一法則，世界必將僅有強權而無公理。克魯泡特金認為人有合作的本性；合作與互助，其重要性超過競爭。互助合作，才是人類的本能與社會進化的動力。這一論點，對孫中山的民生史觀有重大的影響。
(三)清末時論的激蕩
除傳統文化及西方思潮的影響外，孫中山思想的形成，也受到清末民初中國知識界各種言論的激蕩。其中影響較深的人物，包括康有為、張之洞、鄭觀應和馮桂芬等。
孫中山一生最憧憬的理想社會，是儒家的大同社會，而首先揭示這一理想的是清末中國思想界重鎮的康有為。康有為是戊戌變法的策劃者。早在1890年即表達他對儒家政治哲學的新看法，先後發表《致太平三段論》，及《大同書》等膾炙人口的著作。其中《大同書》所標揭「天下為公」的理念對孫中山有深刻的影響。在他一生的題詞中，「天下為公」、「世界大同」是他最喜歡的題詞。而<大同篇>的銘文更成為孫氏最著名的墨蹟。在「天下為公」的原則上，他把上古堯舜時代解釋為「民主」時代，把井田制和均田制認為具有社會主義的性質，都受到康有為的啟發。
張之洞「中學為體、西學為用」的主張，對孫中山也有若干影響。但他比張之洞更進一步。他把西學分為兩個部分，一部分是西方技術，包括「堅甲」和「利兵」；一部分是西方制度，包括教育系統、金融組織和工商業。他認為西方 41 36614 41 15287 0 0 2453 0 0:00:14 0:00:06 0:00:08 3016度遠比西方技術更值得學習。
另一影響孫中山思想的人物是1892年發表《盛世危言》的鄭觀應。鄭氏指出：「外國富強之道，不全在堅甲利兵，而包括人盡其才，地盡其利，貨暢其流。」孫中山在上李鴻章書中，曾採用這些論點。
綜合上舉三項，孫中山思想的淵源，一部分來自中國傳統文化，一部分來自西方思潮，另一部分來自當時中國知識界的主流思想。孫氏在構思其理論及政策時，曾廣泛閱讀中外著作。在上海孫中山故居有關政治的西文藏書中，有關政治理論、國際關係、各國政局、政治人物傳記等書目即達500多種，其中有不少是經典著作，絕非如偏見之士所說「靠一些通俗讀物來建構其理論」。另據日本丸善株式會社保存孫中山滯留日本時期購人書籍的清單中，可窺見其涉獵的廣泛，用功之勤奮，不但能溝通中國文化與西方思潮，且形成其獨特的思想體系。
下面各節將簡述孫中山獨創部分，以說明其對中國革命及現代化的理論貢獻。
孫中山思想的獨創
孫中山思想，在其形成過程中，雖內受中國傳統文化的啟迪，外受西方思潮的激蕩，但其重要著作，包括「三民主義」、「孫文學說」及「建國方略」等，均有許多獨創的理論與政策。對早期中國的革命及近半個世紀兩岸現代化與政治革新，均起指導作用。其有關工業化及國際關係的理念，對第三世界及21世紀的國際關係，也有重要的啟示。
(一)「濟弱扶傾」的民族主義
近世的民族主義，在西方帝國主義，系挾其強大的經濟及軍事力量，以壓迫弱小民族炫耀其種族之優越感；而弱小民族則以反抗西方的宰割為目標。孫中山的民族主義，隨革命的進展而不斷豐富其內容。早期的民族主義，以推翻清王朝為號召。辛亥革命成功後，其重點轉為反抗帝國主義，求中國之獨立平等。「五四」運動以後，孫中山民族主義更以「濟弱扶傾」，支持全世界弱小民族獨立為鵠的。這與西方強權以侵略他人或自固吾圉的狹隘民族主義不可同日而語。這是他「大同」思想的實踐，代表當世最進步的民族主義。
孫中山民族主義的推行，有三大特色：
(1) 不念舊惡，與人為善。狹隘的民族主義，具有強烈的復仇意識。孫中山的民族主義不以復仇為事。他反清並不排滿。辛亥革命成功後即強調「五族共和」、「五族一家」。對於壓迫漢人300年的滿族，一視同仁，不念舊惡。
(2) 尋求合作，共存共榮。對長期侵略中國的列強，只要肯廢除不平等條約，平等對待中國，孫中山主張開放門戶，歡迎外資共同開發中國。他的「實業計畫」就是一部國際資金共同開發中國的藍圖。其目的在使西方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將過剩的資金，有合理的出路，達到共存共榮。
(3) 世界大同。孫中山民族主義的終極目標，是實現世界大同。在《民族主義》第六講中，他提出莊嚴的宣告，「中國如果強盛起來，我們不但可恢復民族的地位，還要對於世界負一大責任。我們要決定一種政策，要濟弱扶傾，才是盡我們的天職……世界大同才是民族主義的最後理想。」在當世的大政治家中，具有如此廣大襟懷的人物，確實並不多見。
(二) 權能區分的政治制度
孫中山民權主義最重要的創新是提出權能區分的制度。他認為西方議會政治，人民所得的只有選舉權與被選舉權。國家大事都要由議會通過，實在是國會獨裁。但在廣土眾民的國家，直接民權也難實現。折衷之道，是將國家政治大權分為政權與治權兩部分。政權操諸於民，他提出四種直接民權，選舉、罷免、創制和複決，俾使人民能直接管理政府。治權操諸於政府，政府擁有立法、行政、司法、考試、監察五種治權。
對這一設計，他提出淺顯的解釋：
五權是屬於政府的權，就它的作用來說，就是機器權。一個極大的機器，發生極大的馬力。要這個機器所做的功夫很有成績，便要把他分成五個做工的門徑。民權就是人民用來直接管理這架大馬力機器之權，所以四個民權就可以說是機器上的四個節制，有了這四個節制，人民可以管理那架機器的動靜。
在這一制度下，人民在地方實行直接民權，對地方公職人員有直接選舉罷免之權；對地方自治事項，有直接創制及複決之權。對於中央公職人員，有的實行直接民權，如國民大會代表之選舉，有的實行間接民權，由民選之國民大會行使創制及複決之權。
孫中山對這一權能區分的設計非常自負，認為「中國能夠實行這種政權和治權，便可以破天荒在地球上造成一個新世界」。
(三) 循序漸進的民主憲政
推翻君主專制，實施民主憲政，是孫中山革命的中心目標。但中國在數千年君主政體的籠罩下，民智未開，教育不普及，要驟然推行民主憲政，必然扡格難行。孫中山所規劃的步驟，係採取循序漸進辦法，將憲政程式劃分為三個階段：即軍政時期、訓政時期及憲政時期。
在孫中山的規劃中，軍政為破壞時期，主要任務是掃除障礙，清除軍閥。訓政為過渡時期，主要任務是推行地方自治，並宣揚民權主義。憲政為建國完成時期，在中央實行民主憲政，在地方實行直接民權。
這三個程式有連續性。前一程式為後一程式之預備工作，前一階段之成功奠定後一階段之基礎。在《建國大綱》中，孫中山對每一時期應做的工作，及具體的做法均一一加以規劃，這一別出心裁的設計，是孫中山的另一項獨創。
(四) 自由平等的新理念
自由與平等是近代民主政治的基石。但西方有關自由平等的主要理論，如洛克的「天賦自由」、「天賦平等」，與盧梭的「人生而自由」等觀念，孫中山認為並不適合於中國政治文化。照孫中山的分析，中國過去的專制政治與歐洲假借神權、迫害人民不同。中國人民除完糧納稅、忠君守法外，政府對人民行為並未如歐洲專制政府的嚴酷，人民享有相當的自由。他指出「中國自古以來，雖無自由之名，而確有自由之實，且極其充分，不必再去多求」。
由於中國人民在專制時代，仍有相當的自由，孫中山的革命一方面固在維護個人自由，更為重要的是爭取國家民族的自由。他認為國家民族有自由，個人自由才有保障。這一對自由性質的界定。也與當世政治學者不盡相同。
孫中山對平等的觀念，更與盧梭等認為自由與平等皆屬天賦人權不盡相同。孫中山認為天賦平等，在人類原始自然狀態中容或有之，但到了近代科學昌明，人類大覺大悟，才知道沒有天賦平等的道理。他指出自然界的萬物皆有特徵，都不相同，既不相同，即無平等之可言；人類社會更難有生成或天賦的平等。人有聖、賢、才、智、平庸、愚劣的不同，是天生而來。他把人群天賦才智能力的不平等，分為先知先覺、後知後覺和不知不覺三種人。這三尊人的起點原是平等的，但以聰明才力等的差別，其以後的成就即大不相同。如將其壓下來一律平等，世界便無進步，人類便將退化。他主張人人應在政治上地位平等，即民權的平等。平等是人為的，不是天生的。人造的平等，只能做到民權平等。
人既生而不平等，如何使人能在政治與社會上作出約略平等的貢獻，孫中山提出其服務的道德觀，強調人生應以服務為目的。服務是高尚的道德。要調和先知先覺、後知後覺和不知不覺三種人使之平等，人人應以服務為目的，不當以奪取為目的。「聰明才力愈大的人，當盡其力以服千萬人之務，造千萬人之福。聰明才力略小的人，當盡其力以服十百人之務，造十百人之福。至於無聰明才力的人，也應盡一己之力，以服一人之務，造一人之福。果如是，雖天生人的聰明才力有三種不平等，而人類由於服務的道德觀，必可使之成為平等，這就是平等的精義。」
孫中山的自由平等觀念，也使他與西方政治學者的論點截然不同。證明他並非如一般全盤西化學者對西方學說盲目附從，而有其獨特的觀察與見解。
(五) 以民生為中心的歷史觀
孫中山孕育其革命理論時期，正是馬克思主義盛行的年代。馬克思將人類社會劃分為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兩大層次。上層建築包括法律、政治、道德、宗教等等。支持此上層建築的經濟基礎，包括生產力與生產關係兩部門。生產力決定如何生產，生產關係決定誰生產。在特定社會中，作為下層結構的生產方式如改變，則上層建築的政治、法律、宗教、道德等也必隨之改變，故存在決定意識。
馬克思將人類歷史過程劃分為五個相連而不可逾越的階段，包括原始共產社會、奴隸社會、封建社會、資本主義社會、社會主義及共產主義社會（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乃同一階段的兩個層次）。馬克思認為，歷史乃人類控制自然的發展。由於一切生產活動皆需在社會組織範圍內進行，故歷史乃社會制度的連續變遷，其中心現象是將社會劃分為不同階級。階級的界定，以對生產手段的關係為基準。握有生產工具者，為統治階級，無生產工具而傭雇於人者，為無產階級。在奴隸社會此對立階級為奴隸主與奴隸；在封建社會為地主與農奴；在資本主義社會則為資本家與工人。社會生產力發展後，如生產關係不隨之改變，則生產關係成為生產力發展的桎梏，階級鬥爭必然發生，故整部人類歷史，乃一部階級鬥爭史。
孫中山認為，馬克思階級鬥爭學說，不符史實。他認為社會之所以有進步，係由於社會上大多數經濟利益的調和，而非由於經濟利益的衝突。「人類求生存才是社會進步的定律，才是歷史的重心。」他強調：「古今一切人類所以要努力，就是因為要求生存。人類因為要求有不問斷的生存，所以社會才有不停止的進化。人類求生存才是社會進化的原因，階級鬥爭不是社會進化的原因。」
近百年來，世界經濟的發展，包括資本主義國家社會保險的建立。勞工組織的興起，人民生活水準的提高，與蘇聯共產制度的崩潰等等，都證明孫中山民生史觀的正確。
(六) 公私兼顧的混合經濟
在經濟制度的建構上，孫中山不贊成英美式的私有經濟，也不贊成蘇俄式的國有經濟，而係採取一混合制度，使私人企業與國有企、世共存。在《實業計畫》第一計畫中，他主張中國實業的發展，應分兩路進行：一為個人企業，一為國家經營。「凡夫事物之可以委諸個人，或其較國家經營為適宜者，應由個人為之，由國家獎勵，而以法律保護之。至其不能委諸個人，及有獨佔性質者，應由國家經營之。」
孫中山這一產業劃分原則，在當時是獨樹一幟。但60年後，首屆經濟學諾貝爾獎金得主田培根所提出制度建構的最佳形式，卻與孫中山的構想不謀而合。照田培根所提出，合理經濟制度的基本原則，第一，在生產資料所有權上，凡經濟活動具有外延效果或不可分性者應劃為公營；凡不具備此兩條件者，應歸私營。所謂「外延效果」，係指投資效果，不限於個別企業本身，而影響到整個社會。所謂「不可分性」，係指投資專案必有相當規模，不能零碎進行。比如交通、運輸、公共事業、國防工業，以及各種與國計民生有密切關聯的基礎工業(鋼鐵、石油、電力等)，皆有外延效果，或不可分性，故宜歸公營。反之，如中小型企業及一般服務性行業，由於生產單位比國家計畫者更能具體掌握各種資料，應歸私營，因為私營較公營更能提高效率，適應社會需求。
其次，在經濟決策權的集中與下放問題上，集中程度不能過高，也不能過低。如將執行社會經濟重要政策之決定權委諸下層機構，往往因主管人員不識大體，易於作出錯誤決定。因此，凡有關社會總需求，總投資等重大決策，應由政府執行。凡次要事物，應歸私人自決。
比對孫中山與田培根對公私劃分的見解，可謂若合符節。孫中山60年前的立論與半世紀後西方經濟學大師的論點竟如此吻合，證明其見解之高超與遠矚。
(七) 和平正義的土地政策
在孫中山的經濟綱領中，平均地權是核心問題之一。中國以農立國，地權問題一直是經濟問題的癥結，從孟子時代的「井田制」，王莽時代的「王田制」，到太平天國的「土地綱領」，都企圖為土地問題提出一合理的解決方案。基於這一歷史傳統，孫中山對平均地權特別重視，認為「土地問題能被解決，民生問題便可解決一半」。
對平均地權，孫中山既不主張無償沒收，也不主張收買全國土地，而系將全國土地分為兩部分：對都市土地用徵收地價稅形式，將地租轉入國庫，防止地主階級不勞而獲。在農村則實施耕者有其田，以「消滅分利、坐食」的地主階級。他認為平均地權可達成三項效果：
(1) 將資本家對土地的投機，移於工商業投資，以推動整個國民經濟。
(2) 按地價徵收地價稅，不但人民其他稅收可以蠲免，且可用於興辦各種公共福利事業。「社會之福，聚於國家，國家之富，還於社會。」
(3) 可避免走上資本主義之老路，不致陷入貧富對立的覆轍。
在這一套理論之下，他提出平均地權的具體辦法：對都市土地核定地價，照價徵稅，增價歸公，或依價收買。先由國家規定地價法、土地使用法、土地徵收法、及地稅法。私人所有土地由業主自行估價，呈報政府，國家就價徵稅。為防止業主報價不實，同時規定，國家可依價收買。若地主高報地價，則納稅不得不高，若為納稅從輕而估價過低，又恐政府依價收買。「兩者相權，遂不得不出乎平。」孫中山認為這一辦法簡單公平，乃其生平一大創見。
對農村耕地，孫中山主張「耕者有其田」。此一辦法，1950年代已在臺灣推行，奠定臺灣經濟起飛的基礎。
(八) 尊重知識的孫文學說
孫中山思想體系中，在哲學層次的貢獻，是他創立「知難行易」的理論，與中國傳統「知易行難」及王陽明的「知行合一」持相反見解。
他認為傳統「非知之艱，行之維艱」的說法並不正確。為此他博覽群書，從飲食、用錢、作文、造屋、造船、築城、開河、電學、化學、進化等十事，來證明知之不易。他認為，「知」是腦力思維的運用，乃對客觀事物的認識，必須窮究物理。「行」為手足之動作，乃對客觀事物之處理。前者為科學之知，後者為具體之行。他將人類進化分為三個時期：
第一，由草昧到文明，為不知而行時期。
第二，由文明再進文明，為行而後知時期。
第三，為科學發明，為知而後行時期。
自科學發明之後，人類乃始具以求真知，故始能進於知而後行之第三時期之進化。在「孫文學說」中，他處處強調要尊重知識，尊重科學。「當今科學昌明之世，凡造作事物者，必先求知，而後乃敢從事於行。所以然者，蓋欲免錯誤而防費時失事，以期事半功倍之效也。」
「孫文學說」所強調之科學精神與格物致知之重要，正是當代科學文明的特徵。近50年來，世界物質文明之進步，可謂一日千里。許多過去認為絕無可能的事物，皆由科學的研究而成為事實。往往是基本原理一經發現，應用技術隨之產生。故孫中山「知難行易」之學說，在現代科技文明中，也獲得印證。而近年風靡各國的「知識經濟」，在孫文學說中，早已闡發其精義。
孫中山思想之特色
孫中山一生致力革/命，未能專心從事學術研究，其思想體系不如西方學者之嚴謹，此乃客觀之事實。但他目光遠大，綜覽全域，吸取當時西方社會科學之精華，參酌中國傳統文化及社會現實，融會貫通，成一家之言。而其思想體系，具有四大特色：
第一是融合中西文化。從上舉八項獨創之理論及政策視察，可以發現他既非如守舊派的食古不化，也非如新文化運動者的全盤西化，而系擷取東西文化的精華，擇善固執。其民族主義中的大同思想，民權主義中的權能區分，對自由平等之體識，以及民生史觀等等，皆脫胎于中國傳統文化。但他也同時吸取西方主流思想，如五權憲法中之三權、社會和諧之進化觀，對都市地價稅之征課等等，都受西方學者的影響。他對中外學說，是採取批判性的傳承，而非盲目附從，照本宣科。
第二是凸顯中國特色。他雖接受西方教育，但其思想體系，處處顯露出中國特色。在《中山全集》400多萬字中英文著作中，甚少直接引述外人的著作。但對中國古聖先賢的著述，則不憚反復引用。並一再告誡國人：「一種道理在外國是適當的，在中國未必是適當。」他不但主張恢復中國固有的道德與智慧，認為《大學》中從格物致知到治國平天下的政治哲學，是中國獨有的寶貝。他對中國文化的濃烈感情，與當時從事新文化運動知識份子主張反對儒家、「全盤西化」，形成一鮮明的對比。
第三是政策具體可行。孫中山思想與西方許多理想主義或烏托邦不同。其所規劃的政策，大多具體可行。如混合經濟制度、「耕者有其田」政策、實業計畫等等，都已在臺灣地區次第實施，並產生立竿見影的效果。其中有一些部分，近20年來也開始在中國大陸施行。
第四是洞察世局演變。孫中山的思想體系，雖完成於1924年，距今已80年，但其「三民主義」、「實業計畫」和「孫文學說」與世界經濟社會的變遷，大體上均能吻合。如第三世界的興起，東西德的複合，捷克的分裂，蘇聯的瓦解，均證明民族主義的重要。戰後100多個新興國家，大多數以共和政體立國，民主化潮流日益高漲，民權思潮已彌漫全世界。20世紀30年代美國大恐慌後，社會安全制度已成為歐美國家的共同方針，與民生主義的目標完全符合，證明孫中山思想經得起時間的考驗。
總括而言，孫中山思想雖沒有學院式學者嚴密的體系及推理方式，但從20世紀以來世局發展印證其所揭示的理論與政策，可發現其見解具有高度的前瞻性與指引性，非當代一般革/命家及思想家所可比擬。
（本文作者為美國印第安那州博爾大學經濟系終身教授、海外中山學社董事會主席）
附：國父手跡—— <大同篇>